1. 佛教，源于古印度，傳入中國后形成三大流派：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南傳佛教。漢傳佛教注重普度眾生，以大乘顯宗聞名全國，南傳佛教則專注個人修行，主要分布于東南亞的南部地區(qū)。

藏傳佛教最具神秘色彩，孕育出獨特的轉世靈童制度。 2. 佛教源自印度，傳入中國后分為三大流派：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南傳佛教。

漢傳佛教強調普度眾生，大乘顯宗普及全國，南傳佛教則重視個人修行，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南部。藏傳佛教最神秘，獨具特色的轉世靈童制度令世人矚目。

3. 佛教在中國形成了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南傳佛教三大流派。漢傳佛教著重于度人度世，大乘顯宗盛行各地，南傳佛教則致力于個人修行，主要分布在靠近佛教發(fā)源地的東南亞地區(qū)。

其中，藏傳佛教最為神秘，其獨特的轉世靈童制度鮮為人知。

藏傳佛教中的轉世靈童制度并非自始至終都存在。直到公元7世紀，佛教傳入西藏后，經歷了五百年的時間，轉世靈童才隨著密宗五大派之一的噶舉派的崛起而誕生。

作為噶舉派的代表人物，出生于1204年的高僧噶瑪拔希因拒絕忽必烈的召見而聲名大噪，雖然他后來因政治原因失勢，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幾乎成功地使噶舉派成為了西藏最有權勢的教派。

在噶瑪拔希生命走到盡頭時，他告訴自己的弟子鄔堅巴，他將在拉維轉世。五年后，鄔堅巴在后藏貢塘找到了師傅遺言中所指的轉世靈童，給他取名為攘迥多吉，并將他推舉為黑帽系的繼承人。

因此，西藏的第一位轉世靈童就此誕生。

15世紀，格魯派推動了轉世靈童的普及，同時創(chuàng)立了達賴體系。為了防止內部的分裂，格魯派借鑒了噶舉派的轉世靈童制度，派遣根敦朱巴的親屬和寺中的高僧去后藏達納尋找轉世靈童。

這位靈童根敦嘉措后來成為了二世達賴，根敦朱巴則被追認為一世達賴，開啟了達賴喇嘛的轉世傳統(tǒng)。

格魯派不再像過去那樣以家族或師徒方式傳承，而是在旗下所有寺廟推行轉世靈童制度，形成了廣為人知的活佛轉世制度。

這套制度包含四種尋找靈童的方法：高僧遺言、高僧圓寂時的動作、占卜和觀湖。占卜由教派中威望最高的高僧進行，通過卜算測出靈童所在。

有些高僧則喜歡去拉莫拉錯湖祈禱，他們能在湖中看到靈童景象，進而推測出靈童所在。降神法則涉及到請佛教中的護法神附身，給予靈童線索，但因為太過玄乎，常常需要與其他方法一同印證。

通過這四種方法，寺廟可以確定靈童所在，但確定當?shù)卣l是靈童也有許多考慮。確定方位后，寺廟會秘密派高僧前往民間尋訪靈童，考察團會密切關注高僧圓寂同一天出生的嬰兒，詢問當?shù)厝恕⑷ネ鶍雰杭易隹偷确绞竭M行考察。

當幾個候選人確定后，考察團會通過用能否辨認活佛生前遺物等方式來確定誰是靈童。這套完善的轉世制度使得轉世靈童在藏地廣泛流傳。

隨著藏傳佛教影響力的擴大，轉世制度的重要性引起了統(tǒng)治者的注意。從順治到乾隆，統(tǒng)治者都在努力將這一制度納入法律體系。

然而，在轉世過程中，一些人為因素導致了地方勢力的干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乾隆在1792年正式確立了金瓶掣簽制度，通過《欽定二十九條章程》對藏蒙地區(qū)的佛教傳承進行了革新。

他廢除了過去的習俗，將選擇靈童的權力收歸中央，并設置了兩個金瓶供兩地使用。這就是金瓶掣簽制度，它對靈童轉世制度進行了修正，確保了宗教傳承的純粹性和地區(qū)的穩(wěn)定。

藏地金瓶和蒙地金瓶分別位于拉薩大昭寺和雍和宮，是蒙藏地區(qū)大活佛選取靈童的重要工具。確定靈童候選人、金瓶掣簽和確認三個步驟是必不可少的。

在早期，清朝統(tǒng)治者幾乎不參與尋找靈童的過程，只是讓任命的攝政活佛帶領考察團去尋找。然而，一旦靈童人選確定，金瓶就成為所有活佛必須面對的物件。

乾隆規(guī)定，考察團確立人選后需要知會當?shù)毓賳T，召開僧俗官員會議一同確定2到4名靈童候選人。當會議結束，此番會談信息將飛傳京城，如果皇帝同意，那么候選人及其家屬將被接來考察其是否真有靈異處。

經過官方和宗教雙方的首肯后，候選人才有啟用金瓶的資格。在請出金瓶之前，各大高僧需要面對當朝皇帝的僧裝畫像和皇帝萬歲牌位祈禱念經七到九天。

在掣簽時，地方大臣和各大高僧會云集聚會，在眾人見證下在名簽上寫上候選人姓名和信息，然后由地方大臣用黃紙包裹投入金瓶。

隨后，在無數(shù)高僧誦念之下，地方大臣便會搖動金瓶晃出一簽，簽上所書便是新一代的轉世靈童。掣簽時的審核十分嚴謹，不但要先由大臣大聲頌念名字，還要將此簽傳給在場者觀看，而且瓶中其他名簽也需取出供所有人遍閱，防止有人玩一人多簽的伎倆。

當靈童選出后，掣簽結果和當時的情形將快報上奏，如果皇帝認同結果，那么靈童的事才能確定。

當當代活佛在圣旨到來之際當眾宣布，然后在皇帝指派的官員主持下，靈童會進行坐床典禮，這意味著靈童選取的過程已經完成。

皇權的介入在這個過程中無處不在，即使靈童候選人只有一個人，乾隆也規(guī)定必須在金瓶內投入空簽，如果抽到空簽就需要重新開始。

這種遍布的審查防范機制在后來很大程度上阻止了過去地方權貴試圖通過影響宗教選舉來強化家族勢力的企圖，大大增強了清朝對當?shù)氐目刂啤?

然而有趣的是，金瓶掣簽在首次使用時并沒有按照規(guī)定進行。第一位使用金瓶掣簽確定的轉世靈童并非在乾隆年間，而是在12年后的嘉慶九年（1804年）。

當時八世達賴喇嘛去世，根據(jù)乾隆之前的規(guī)定，尋訪靈童需要三年的時間，然后西藏攝政濟嚨呼圖克圖向駐藏大臣玉寧、文弼匯報靈童候選人的情況。

在德格甸麻的春科土司之子，憑借著超乎尋常的靈異能力，成為了唯一候選人。盡管理論上，哪怕只有一個候選人，也應該進行金瓶掣簽的儀式，但是在濟嚨呼圖克圖等人的懇求下，考慮到多方利益，嘉慶皇帝還是選擇了妥協(xié)。

結果就是在沒有進行金瓶掣簽的情況下，九世達賴喇嘛在嘉慶十三年在布達拉宮坐床，第一次金瓶掣簽就這樣草草結束了。

從乾隆與嘉慶的態(tài)度變化可以看出，金瓶掣簽不僅僅是一種宗教儀式，更多地被用作政治手段，以便統(tǒng)治者可以根據(jù)不同的時局需要來決定其執(zhí)行的程度。

早在清朝初期，便已有了使用藏傳佛教來治理地方的做法。崇德三年（1638年），蒙古各部落貴族經常以佛教為由，發(fā)動戰(zhàn)爭和構怨，給清朝帶來了嚴重的威脅。

因此，清太宗皇太極便提出了借用藏傳佛教來治理當?shù)氐南敕?。藏傳佛教強調因果，主張善惡有報，得到了藏蒙地區(qū)百姓的認可。

其宣傳的教義讓人們?yōu)榱藖砩男腋６敢馊淌墚斒赖耐纯?，這對于統(tǒng)治者維護社會穩(wěn)定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深得統(tǒng)治者的喜愛。

在60年后，章嘉二世成為了幫助清廷穩(wěn)定蒙古的關鍵人物。藏傳佛教中有四位地位等同的活佛，他們是達賴、班禪、章嘉和哲布。

達賴和班禪來自于格魯派，而章嘉和哲布則是清政府為了穩(wěn)固地方而在蒙古設立的宗教領袖。章嘉一系是在康熙三征噶爾丹期間嶄露頭角，為自己贏得了地位。

據(jù)《蒙藏佛教史》記載，章嘉活佛體系中有十九世，其中前12世大多是傳說中的人物，存在很多水分，因此學界一般將第十三世章嘉認定為一世章嘉。

在明崇禎十四年，一世章嘉扎巴鄂色圓寂，郭隆寺開始了尋找轉世靈童的旅程。在五世班禪的指引下，二世章嘉在五歲時被確認為轉世靈童，他的父親是張益華，母親是塔姆措，他的出身地就在煌水邊，極有可能是一位漢藏混血的靈童。

在10歲時，五世達賴路過青海時為他賜下了法名阿旺曲旦。阿旺曲旦在28歲時熟讀各類佛學經典，并前往拉薩講經，他憑借著對佛學的精湛理解和深厚的造詣備受推崇，無數(shù)喇嘛都想拜他為師，他因此成為當?shù)刈罹呤⒚母呱弧?

雍正帝曾對他說：“章嘉胡圖克圖道行高超，證最上果，博通經品，克臻其奧，有大名于西域，諸部蒙古咸所尊仰?！?

二世章嘉憑借這樣的盛名成為了蒙地的宗教領袖。

康熙二十三年（1684），蒙地矛盾日益尖銳，喀爾喀蒙古扎薩克圖汗與土謝圖汗部的關系愈發(fā)緊張。為保障當?shù)胤€(wěn)定，康熙決定派遣五世達賴派的得力高僧錫埒圖前去調解。

恰巧錫埒圖在前往蒙地的途中遇到了剛剛從青海返回的二世章嘉。在錫埒圖的盛情邀請下，二世章嘉決定陪同他一同前往蒙地參加庫倫伯勒齊爾會盟。

這一事件使二世章嘉首次登上政治舞臺，開始協(xié)助清王朝處理蒙古的紛爭。經過多方努力，庫倫會盟最終達成短暫的和解，而二世章嘉在其中的表現(xiàn)更是令人矚目。

1687年，康熙皇帝接見錫埒圖，同時二世章嘉也隨同前往。這次見面以及后續(xù)的涅守沙布敦喇嘛辯經，使得二世章嘉深得康熙的歡心，皇帝賜予他大量哈達、緞匹等珍貴物。

1693年，康熙命令二世章嘉帶眾弟子前往北京。當一行15人到達京城后，康熙命令他們在法源寺駐錫，并給予了二世章嘉莫大的榮譽，讓他擔任札薩克達喇嘛。

《大清會典事例》記載，清代駐京喇嘛中札薩克大喇嘛是京師喇嘛中最高的職稱?？滴醯倪@一任命為后續(xù)章嘉擔任蒙古宗教領袖做了鋪墊。

康熙此舉自有原因。自從康熙三十年多倫諾爾會盟后，蒙地統(tǒng)治得到了鞏固，但是噶爾丹內亂和其他蒙古貴族都是清政府的心腹之患。

在“以其教易其俗，使人易知易從”的原則下，清廷采取了雙重策略。一方面，派遣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為大喇嘛，前往蒙古地區(qū)推廣黃教；另一方面，由二世章嘉掌管京師地區(qū)的喇嘛教事務，借助二世章嘉的崇高地位來強化自身統(tǒng)治的合法性，從而鞏固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派遣二世章嘉出使西藏，為六世達賴舉行坐床儀式。此舉深思熟慮，是康熙皇帝為穩(wěn)定藏蒙地區(qū)采取的重要策略。

當時，噶爾丹之亂剛剛平息，地方人心不穩(wěn)定，許多蒙古部族遷徙到二世章嘉曾經常住的青海。他們既渴望休養(yǎng)生息，又對清廷的態(tài)度有所疑慮，因此顧慮重重。

二世章嘉名義上前往西藏，但在途中經過甘肅、寧夏，并專門去青海會見各部落首領，解釋清廷的態(tài)度，勸說他們歸附，為穩(wěn)定地方局勢做出了重大貢獻。

在大功告成后，二世章嘉得到了康熙的極度贊揚，并被派往多倫諾爾創(chuàng)立和主持喇嘛寺院。由于康熙的贊許，多倫諾爾逐漸成為了漠南蒙古、喀爾喀蒙古地區(qū)喇嘛教的中心，二世章嘉也成為了蒙地的宗教領袖。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他親自來到了多倫諾爾，高度贊揚了二世章嘉在佛教傳播方面的成就，并決定讓他長期留在多倫諾爾。

在康熙帝回京后不久，他便給予了二世章嘉胡圖克圖極高的賞賜，正式封他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并隨行賜予一枚重達八十八兩八錢八分的金印，以及誥命九龍黃褥和貂皮褥。

二世章嘉的崛起之路反映出清廷的政治需求與其對轉世靈童制度和賞賜高僧的行為。無論如何，只要能讓百姓過上安穩(wěn)的生活，無論是信佛還是不信佛，僧人都能問心無愧。

探究活佛轉世制度的起源及其歷史演變，深入了解清代金瓶掣簽立法的詳細內容，探討班禪轉世靈童的產生過程，一同挖掘這個神秘而又引人入勝的宗教制度的奧秘。